如果按照正常程序,如果一个人被抓到没有身份证,不会被拘留并直接驱逐出境。相反,倒霉的人将有机会打电话要求他的亲戚、朋友或同事提交相关文件和罚款。将他们送到警察局,以便将他们带回来。
但孙志刚却没有享受到这样的待遇。他莫名其妙地被直接认定为无合法证件、无固定住所、无稳定收入来源的人。被认定为“三不”的后果就是直接送看守所。
当晚11点左右,孙志刚给室友阿城打电话,告诉他自己被派出所拘留了,要求他带上钱和身份证件去保释。
阿成立即和另一位朋友赶到派出所,接连拜访了几名警察。在提供了法律文件、工作单位、常住地址,并表示自己带来了“罚款”后,孙志刚仍然无法保释。
眼看着30多人因为同样的原因“抱”进来,陆续被亲友带走,一头雾水的阿成只得向熟悉当地道路的朋友求助。对方告诉他们,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很有可能是因为孙志刚在口头上或态度上与警方顶撞,直接把他送到收容所,就是为了让他受点苦。
虽然他不是罪犯,但进疯人院就会挨打,这在当时是公开的秘密。阿成虽然很着急,但时间已经过了半夜,接待他的警察丝毫没有松口的意思。他和朋友们只好先撤退,希望能等到第二天孙志刚的老板来处理这件事。
然而第二天还没来得及上班,孙志刚一早就被带到了广州市接待遣送中心。不久后,孙志刚给另一位朋友打电话求助。谈话中,他显得语无伦次,结结巴巴地流露出他的恐惧。
孙志刚被打了,这位朋友立即去老板那里找他。老板一刻也不敢耽搁,立刻派人把孙志刚保释了。然而,到达收容所后,他却被对方以“手续不齐全”为由送了回去。
再次办完手续后,老板于18日下午亲自来到看守所,将孙志刚赎回。没想到对方却说“我马上下班,明天再来”,将孙志刚的老板挡在门外。
3月19日,孙志刚的老板早早赶到遣送站,却发现前一天半夜孙志刚已被带走。他现在躺在遣送站附属医院里。老板询问医院的位置,却被告知没有必要去那里,因为只有犯人的直系亲属可以来取保候审,犯人才能被释放。
老板并不知道,从18日凌晨到现在,他们在为孙志刚四处奔走的过程中,孙志刚已经连续被打了好几次。而送他去医院也是被牢老大打的结果。
如果说收容遣送中心只是一座监狱,那么它下面的医院就是地狱。孙志刚在那里遭受了非人的折磨,他的每一声撕心裂肺的哭声都充满了对自己所生活的世界的怀疑和困惑。
从四川来到广州打工的张明军当时只有23岁。他和孙志刚在同一天被派出所拘留,原因几乎相似。不同的是,他身上带着身份证,甚至还带着流动人口计划生育证明和单位的工作证,但还是不行。因为他没有暂住证,又碰巧找不到担保人。
他在被送进看守所、驱逐站时也受了很多苦。第二天,他因被殴打导致消化道出血,被送往收容所附属医院。
如果一个人有预知能力,就算死了也不会去医院。因为在那里他的角色将会发生180度的大转变,他将以打人者的身份出现,同时他也将成为杀害孙志刚的凶手之一。虽然他受到了侍卫的威胁,但人死在他手里却是不争的事实。为此,他付出了15年监禁的代价。
据张明军介绍,当他到达遣送站时,他被打得站不起来。他受了重伤,躺在地上,连起来都起不来。无缘无故一进门就被打了一顿,然后又向你索要“贡品”财物。
孙志刚是一名大学生,不是社会上的流氓。被打之后,他作为一个没有经验的人想到的不是投降,而是固执地接受死亡。他必须明白“为什么”和“为什么”。可想而知,他的态度会带来什么后果。
孙志刚被转入医院后,未能得到及时诊治。他被安置在挤满精神病人的201室,再次面临恶警的勒索。看到他身上的油和水都抽不出来,守卫们自然不会让他好过。
当时,一名“盲人民工”恰巧被家人接走。孙志刚通过酒吧向他们喊着自己的名字和工作单位,希望对方帮忙通知他们,让他们尽快离开这个鬼地方。或许是出于想惹麻烦,对方并没有答应他的要求。
恶警见孙志刚敢这样做,勃然大怒,让201室的两个牢头打了孙志刚,又指使其他人一起殴打孙志刚。
然而,由于这个房间里的其他人都是精神病患者,不听命令,恶警们就把孙志刚一路踢到了206号房间。206号房间和201号房间不同,这个房间里有8个人,都是经过隔离的健康人。被殴打了好几次。现在,为了生存,他们不仅要用自己的财物来“孝敬”看守,还要听看守的,充当他们的打手。其中就有刚刚到来的张明军。
这些人接到打人的命令后,毫不留情,用肘部击打膝盖,甚至跳起来踩在躺在地上的孙志刚身上。期间,一名有正义感的女护士通过监控探头发现了异常,跑过来阻止,但警卫却示意大家再次殴打他。
孙志刚被打两次后被折磨致死。一开始他还可以尖叫,但最终他只是躺在地上,连空气都没有出来。
慢慢苏醒后,起不来的孙志刚终于叫来了正在病房查房的护士,恳求他转移到另一个房间,以免再次遭到这伙人的殴打。
当护士把他推到205室时,一名名叫吕二鹏的恶警也拿着警棍进来了。一阵惨叫声过后,孙志刚突然不动了。
20日上午9点左右,一名护士过来接替查房,才发现生命垂危的孙志刚。孙志刚被抬走并获救10分钟后宣告死亡。当时,孙志刚身上已经没有完整的皮肤,但值班医生仍然坚称他没有看到明显的伤口。
20世纪90年代,收容遣送站和附属医院可以说是无法无天的地方,人员伤亡如同蚂蚁死亡一样常见。以孙志刚出事的广州收容所为例。从2002年10月到次年1月下旬,共有58人死亡,平均每两天就有一个人死亡。
因此,即使孙志刚的家人、同学、朋友想为他讨回公道,也只能像皮球一样被踢来踢去,根本没有方向和进展。
看看孙志刚父亲的遭遇就知道一开始是多么难办。有一次,他来到市公安局信访投诉办公室。一进去就被里面的警察骂“站住”。
一次偶然的机会,孙志刚的经历被知情人发到了网上。尽管它很快成为热门话题,但仍然停滞不前。直到有良心的媒体记者公开报道此事,孙志刚案才出现转机。
法医尸检后发现,孙志刚的尸体不仅有重击伤痕,还有被烟头烧伤的痕迹。伤势十分可怕。用老百姓的话说,身上没有一块好肉。由于他的内脏没有任何病变和损伤,可以断定他是多次被殴打致死的。
从新中国成立之初到2003年,我国多次出台农民工管理办法。这里所说的“流动人口”主要是指进入城市的失业流浪者,也就是我们过去常说的“盲流”。 “盲目流动”一词出自1953年4月政务院首次发布的《关于劝阻农民盲目流入城市的指示》。
20世纪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加速,大量农民进入城市寻找就业机会,人口流动性急剧增加。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农民工浪潮如洪流般席卷全国。不仅是农村劳动力,城市户籍人口也开始南下。此时,1982年国务院颁布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返办法》显然不再适用。随着孙志刚事件的发生,在有识之士的呼吁下,拘留制度终于于2003年被废除。
虽然遏制体系存在缺陷,但实际上导致孙志刚事件及类似事件的主要因素还是人为因素。拘留制度刚废除,沉阳北站地区就发生了一起杀人案。七名青少年移民活埋了两名成年移民。这起案件给流动人口管理敲响了警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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